而王劭、刘焯、刘炫等儒学之士，也都是有所贡献者。

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可靠记载，文字上没有分歧，古今学者的理解也是一致的。（《孔子世家》） 身通六艺者当然包括通晓《周易》之学者，而且，关于孔子传《易》之事，《史记》更有专文记载： 商瞿，鲁人，字子木，少孔子二十九岁。

《易》曰：‘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传《鲁论语》者，常山都尉龚奋、长信少府夏侯胜、丞相韦贤、鲁扶卿、前将军萧望之、安昌侯张禹，皆名家。这是由于《论语》不同本子在文字上或读法上的差异所引起的。我们认为，面对着学术上的矛盾现象，无理由地根据其一方面的证据，抛弃其另一方面的证据来下结论，都不是郑重的和科学的研究态度。（《非相》）又引《小畜·初九》复其道，何其咎，来肯定人走错了路能够悔过。

子曰：……君子不以子言受大禄，不以大言受小禄。据此，《齐论语》与《鲁论语》都是汉人的写本。再次，王阳明提出了省察克治事上磨炼随事尽道的修养方法。

成物与成己，二者只是同一过程的一体两面。致良知就是克去私欲对良知的障蔽，以复明吾心之天理。另一方面，心体的无善无恶是指作为道德主体的心之善恶都不是出于一己偏好，而是完全出于纯乎天理之心的道德情感的自然流露。理学内虽有各种分歧和矛盾，但存天理，去人欲是宋明理学道德学说的总纲。

但是，最终还是落到致知上。他对物的理解是与意联系在一起的，意是指意向或意念，是心之所发。

如果连这点也给予否定，那人即不成其为人，而是槁木死灰。本于天理的人性之自然，只要顺其自然流行，就是良知之用。在王阳明的伦理思想中，致就是推致的意思，即就此意念所着之物，推致知是知非的良知，使此事得其理，修身、正心、诚意、格物、致知，可以毕其功于一役。格物致知直接就是道德活动过程。

王阳明对良知作了规定。最后，良知具有个体差异。王阳明引入良知范畴，阐述无善无恶的心体何以成为道德的本体或本源，心之本体即是良知。对于致知与格物的关系，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格心，也即正心，致知格物之功的基本方法，就是省察克治。

道德行为并非冥行妄作，而是出于对道德意识的自觉，道德意识本身即是一种思惟省察的自觉活动。王阳明还认为知行是并进的，不行不是知，知了即是行了，行了即是知了，知进行亦进，行进知必进。

所以，王阳明晚年单提致良知，作为自己伦理思想的宗旨。因此，王阳明不仅要求时时刻刻注意省察克治以致良知，而且还要求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，而后者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实学。

这可以从王阳明对人欲的理解中得到证明。宋至明中叶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化与成熟时期。心体虽然因其绝对性和纯粹性而不能等同于具体道德情境中的善恶，但心兼具性与知觉的内涵。由于良知是人的心体在具体道德情境中呈现出的，因而它既是人的道德活动的起点，也是人的道德活动的源泉。但是王阳明也反对离了事物去着空地搞省察克治，而是主张应将内在的道德良知推行出来，也就是要通过外在的应事接物体现出内在的道德修养。知即是行，若不去行，知便不是知，如见好色而不好，闻恶臭而不恶，所见所闻便不能称为知。

良知与人的感性欲望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相得益彰的，感性欲望需要良知的节制，而良知也要借助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才能展示自己的存在，最终成就自己。因此，良知最终必然落实到个体良知上来。

王阳明在实践朱熹格物之学的过程中，始终无法做到如朱熹所说的那样，达到物理与吾心合一的境界。王阳明认为，把知行割裂为二，将导致光知不行的弊病，因此他强调知行合一。

格物致知是《大学》修养论的入门功夫，属于内圣之学。省察就是明察私念，克治就是克去私念。

这样，心体虽然不是现实道德情境中具体的善恶，但是心时时刻刻在应事接物。理学伦理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干，同时吸收了玄学、佛学和道教的思辨特点与修养方法，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全面总结。他认为良知虽然是纯乎天理的至善，但在人生实践中，又常常为私欲蒙蔽而不得彰显，因此需要致良知的修养功夫。王阳明以其心之一元论为基础，阐释了格物致知思想，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修养论。

合性与知觉，有心之名，心即天理、知觉。所以，要成就圣贤人格，就必须立志坚定，切切实实地去致良知。

其次，王阳明认为身、心、知、意、物是一件，故提出格物之功，只在身心上做的修养原则。其中，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，贯穿于理学的本体论、心性论和工夫论之中。

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思想的结晶，吾平生讲学，只是‘致良知三个字。《大学》以修身为本，而身之主宰是心，故修身即是正心。

其次，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。一方面，心体的无善无恶是说心体是纯粹绝对的至善，且这种至善不与具体善恶相对应。他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感性物质需要不能以善恶论。王阳明将宋儒具有道统意味的天理人欲论内化为工夫修养的方法，对其进行了不同于朱熹的新解释，将客体维度的天理诠释为主体维度的纯乎天理之心，将涵养未发的超越体证转化为未发已发相统一的内在体证。

实际上，人欲代表着私己的意念或意向，这种私己的意念若执着于声、色、货、利之上，就成了好货、好利、好色、好名之心，从而影响道德的纯洁性。它不虑而知，不学而能，具有作出道德上是非判断的主动能力。

他认为心体是无善无恶的。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是通过对儒家经典《大学》的新解释而完成的。

最后，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修养目标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，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。王阳明将格物解释为格心，同时强调省察克治的功夫，表明他较程朱更为注重道德修养及其规范作用的内在性，而突出了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。